摘要：文章归纳了华廷芳的医学人生轨迹，从自幼勤奋学习，到成年后沉潜学术，屡起沉疴，再到成为我国现代著名中医学家、伤寒大家，龙江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治学态度、医学德操都值得后人学习。
关键词：华廷芳；伤寒；龙江医派
华廷芳是我国现代著名中医学家，一生淡泊名利，沉潜学术，医湛德高。华廷芳先生解放前即以高超医技闻名龙江，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藜藿庶民，无不出入其门以问医求诊；解放后，历任齐齐哈尔市中医联合诊所所长、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等职务，后奉调来黑龙江中医学院（即现今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任教，为该校建校元老之一。先生博览群书，经验宏富，内外妇儿，无不精通，尤以擅长治疗红斑狼疮、血小板减少性紫斑症等疾病而驰名中外；其治学勤奋，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平素笔耕不辍，先后发表高水平论文数十篇，积累病案记录近百册，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个人专著《华廷芳医案选》，引起海内外轰动，堪称龙江医派的杰出代表。
一、生逢乱世，弃文从医
华廷芳，1911年2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为家中独子，后随父移居黑龙江省青冈县以及齐齐哈尔等地。华氏族系绵长，可远溯及汉，与当时名医华佗同出一脉，汉后历代书香袅袅，人才辈出。他的曾祖父为前清举人，后入朝为官；祖父、父亲出身秀才，皆精通医术，因此，先生其家既是书香门第，也可称得是中医世家。
先生的父亲华兴东为齐齐哈尔知名宦绅，曾任齐齐哈尔教育局长，为齐齐哈尔“吴督军”的教师。他教子甚严，在先生幼时即教授古文诗词，令其背诵“汤头歌”，并讲解药性。先生天赋聪慧，悟性过人，勤奋好学，很早即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吟诗作对，出口成章，时人称奇。
1929年，先生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法学。大学期间，品学兼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兴趣广泛，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于胡琴尤其擅长，全校闻名，亦经常参加网球、棋类等各种体育活动，还经常和同学们划船长途野游，一次野游之时遭遇暴风雨，其顶风冒雨，划船十余里，劳累过度而致吐血，自此埋下喘息咳嗽之病根，缠绵难愈，对其终身健康和事业影响甚大。
1931年夏，21岁的华廷芳以优异的成绩从朝阳大学毕业，然而，彼时的中国正在军阀混战和列强环伺中，国将不国，哪里有法学毕业生的用武之地？紧接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时局动荡，报国无门，先生只得奉父命返乡，弃文学医，师从齐齐哈尔名医林子宣先生，并深得其真传。
华廷芳先生于1934年学成出师，开始独立行医，在齐齐哈尔市世一堂、万育堂坐堂。先生行医之初，求诊者不多。因为普通民众往往只认“老中医”，对年纪尚轻的华廷芳不大敢相信。夫人于是建议他蓄须，以显老成。他天生连鬓胡须，本来还嫌每日剃刮颇为费时，如此一来索性留起一缕黑髯，不仅自己省事，还可使外形老成，容易取得患者信任。渐渐地，由于华大夫医术精湛，每起沉疴，随着口碑相传，患者逐日增多，“华大胡子”的医名开始在齐齐哈尔等地百姓间广为流传。
当时正处伪满时期，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汉医（日本人称中医为“汉医”）严加控制，妄图扼杀。广大中医从业者必须参加日本人主持的汉医考试，考试通过者颁发由日本人署名的汉医证书，方获准行医。汉医考试分笔试、口试，每年仅设南、北两个考场，所定名额极少，所以成功通过甚为困难。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先生在北方考场报名应试，笔试优异成绩，脱颖而出；口试考查辨识中草药，要求回答出药物名称、药性、功能等。他熟练辨识十几种中药，对考官提问也是对答如流。考官对其学识颇为赞赏，最后把备用的中药五六十种全部拿出来考问他。先生一一作答，准确无误。众考官惊喜有加，不禁与之讨论起医学问题，考场变成了学术讨论会。此举先生夺得北方考场第一名的好成绩。
二、疗效卓著，享誉海内外
经过长年的潜心研习，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结合自身亲自坐堂应诊，经验渐丰，不仅从师所学的医技日臻成熟，而且对于行医之“道”的领悟也逐渐加深，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诊疗风格。他认为药不对症，多服无益，反而有害；药若对症，立竿见影，不在药味之多，剂量之大也。1936年，齐齐哈尔地区伤寒病流行，先生用麻黄汤原方治之，立竿见影。后来由于患者太多，药房抓药不及，他令人将麻黄汤原方药量碾成粗末，予患者以水冲服，亦每每显效。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前身始建于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为当时黑龙江省建院最早的市级医院。先生进入该院工作后任中医科主任。他既坚持为患者诊病，又努力进行临床科研。其为人光明磊落，毫不保守，每治愈疑难重症即发表文章，详细阐述心得体会，并经常作专题学术报告，提携后学。现存先生当时的中医会诊记录就有肺结核、肠结核、风湿性心脏病、慢性肝炎、斑替氏病、肾炎以及妇产科疾病等许多内容，从中可以管窥先生辨证详明、处方精当之风采。
借助深厚的医学积淀，先生在临床中得心应手，屡起沉疴，在许多疑难杂症的治疗上累积了丰富经验。比如：先生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深入。《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痛痒疮，皆属于火。”其认为红斑性狼疮类似中医之“猫眼疮”，属于阳疮热证，当以清热解毒、活血养阴为治疗大法，并自拟一方，用药如金银花、连翘、川贝、蚤休、当归、生地、丹皮、僵蚕、蝉蜕、蒺藜、青蒿等，并观其侵犯何经而随证加减治之。先生主张治疗此病要敢于守方，嘱患者长期服药，临床应用二百余例，有效者甚多，不少经治得愈后的患者至今健在。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即对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开展研究和治疗。此病患者常有大小青紫斑点，状如葡萄，发于全身，腿胫居多，齿龈腐烂等表现。关于此病之病因，先生考诸古典医籍，认为是感受疫气，郁于皮肤，凝结而成。结合临床治疗体会，先生在本病治疗原则中指出：血热妄行者用犀角地黄汤、胶艾四物汤；神志昏迷者用安宫牛黄丸、犀角化毒丸；有瘀热者用桃红四物汤加牛膝、茅根、柏叶；无出血现象唯血小板减少者，则应大补气血，以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等化裁，用之多有疗效，临床经治千余例，治愈率达90%以上。当时先生治疗血液病成绩突出，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1959年，前苏联国家血液病研究院专门致函我国外交部门，商讨与先生合作进行血液病研究等诸般事宜。无奈当时中苏关系已然紧张，合作之事胎死腹中。
及至暮年，先生壮心不已，又对癌肿展开深入研究，决心要攻坚破难。先生言癌肿类似中医所谓之癥瘕积聚等病，古人治疗此类疾患有寓攻于补、寓补于攻或攻补兼施者；亦有舍脉从证、舍证从脉者，治疗此证，必视包块之性质、病情之轻重、日期之远近、身体之强弱，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并非一方一药统治所有之肿瘤也。先生曾治疗一黑龙江省牙克石地区患者，罹患左腹膜后肿瘤，左上腹包块如拳大，连及脐左，按如石硬，边界不清，其虽有气短无力，但脉数苔燥，病期较短，故舍证从脉，以攻为主，以鳖甲煎丸合化癥回生丹加减，服药四十余剂，包块完全消失，至1984年2月已健存一年两个月。此验案是先生生前最后时刻亲笔成文的，非常宝贵，被载入李济仁教授主编的《名老中医肿瘤验案辑按》（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个人专著《华廷芳医案选》出版后，东南亚、中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患者纷纷来信求医。泰国药行总经理陈中一年已八旬，罹患震颤，多方求治不愈，通过我国外事部门于1982年携夫人及女儿专程来哈，拜谒先生，求医问病。当时省委书记王一伦亲自指示：“治病不传药，先生是著名中医学家，药方不能外泄，要高度保密。”学院领导安排附属一院中药局专人煎药送药，经一个多月治疗痊愈。陈中一到学院感谢，当众拿出美元、港币各一捆，以示感谢。学院领导说：“我们不兴这个，不能收，不然那先生你收下吧。”先生说：“医生给患者治好病就已经是最大的收获，这些东西我不能收。”陈先生一再坚持，先生只好美元、港币各拿一张，以做纪念。1983年，美国旧金山珍宝商刘仁兴先生、法国航空公司毕祖国先生、日本温梅女士、韩国郑德花女士等先后慕名前来求医，皆获愈而归。
先生当年医名鼎盛，经常被省内各大医院邀请会诊、做学术报告，亦时常赴外省进行学术交流，龙江地区许多省市领导也纷纷慕名求诊，还曾于1958年与全国其他省市名医共七人一起被召至北京，为国家领导人诊病、保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黑龙江省主管文教卫生的李瑞副省长在一次高校会议上说：“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华廷芳教授很有名，医术很高。省里多位老同志反映经先生医治的疑难病皆痊愈，像这样的名医专家医疗经验十分宝贵，你们（指在场的学院领导）一定要把他的丰富经验收集、整理、继承下来，不要失传。”时至今日，经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诸位同仁的努力，《华廷芳学术经验集》书成付梓，此自然是人心所向，先生泉下有知，亦可得以告慰。
三、医德惟善，刚正不阿
华廷芳心地慈善，常说一句话：“让穷人吃富人的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常常有日本军人、商人以及普通日本人前来先生的诊所求医治病，作为医家，先生不能拒绝患者，但对日本人，他只凭医道治病救人，却从来冷颜以对，不假辞色，并且经常以数十倍于国人之价码收取药费。日本人见其医术高明，见到他都是毕恭毕敬，连称“华桑，华桑”，以示尊敬。当时日本人在东北禁止中国人吃大米，但出于对先生医术的敬重，却经常给华家送大米、大马哈鱼。先生说这些都是搜刮来的中国财富，对此嗤之以鼻，对日本人也依然冷面冷言。与之相反，他对待国人则是和颜悦色，耐心有加，遇到有难处的病患，经常减免诊费、药费，为穷人看病更是经常施医舍药，雪中送炭。一年瘟疫流行，范围较广，患者颇多，先生配制好中药，煎煮成药汤，以木桶盛之，放在诊所门前，免费施与病人。患者服后病愈，千恩万谢，时有穷困患者无钱医病，得先生施药而愈，泪流满面，当街磕头，以表谢意。
东北地区解放后，先生历任齐齐哈尔市中医联合诊所所长等职务，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工作。由于工作努力，为人正直，先生在群众中口碑极好，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1951年定为高教三级专家，当时在原黑龙江省全省（当时黑龙江地区分为黑龙江省和松江省）仅有先生和陈景河两人晋升此级别。鉴于其医术精湛，威望高，影响大，上级准备让他到省卫生管理部门任要职，但是先生只钟情于医学，不愿涉足行政，遂婉言谢绝。他说：“人的精力有限，从事行政工作，各种活动多，开会时间多，无暇钻研业务，毕生但求做一名良医，治病救人，心愿足矣。”那个时代经常喊的口号是“做又红又专革命人”，可他却主张“红占三分，专占七分”，他经常说：“空喊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不行，没技术连病都治不好，拿什么为人民服务？”正因如此，他的言论被扣上了“红专三七论”反动言论的帽子，反右运动时正准备就此开大会，把他定为“右派分子”，一场厄运眼看就要降临到这位正直的人头上。所幸天意怜人，当时一位省领导患血小板减少过敏性紫斑症，慕名请先生前去治疗。先生对此病深研有得，经其前后加减调方二十余日，其病即愈。该领导十分高兴，当得知先生将要被定为右派之时，立即批示：“人才难得，名医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要重点保护好，更大地发挥其特长，为民治病，解除疾苦，应号召医生学习华大夫专研业务的精神，重视业务学习。”正是这样，先生得以幸免一场政治灾难，与反右运动擦肩而过。
一波刚过，一波又起。正值先生年富力强，工作热情高涨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家庭出身被定为地主，后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被关押进“黑帮室”，停发工资，挨批挨斗，劳动改造。可是即便在受难之时，他也不忘为人诊病。当时同室“黑帮”领导李某，因白天批斗劳动，不免汗出当风，夜晚居处简陋，冰冷潮湿，突患腰腿疼痛肿胀，不能行走，如厕必须两人搀扶，十分痛苦。先生不惧迫害，毅然为其治病，以茵陈五苓散合四妙散变化投之，用药三剂病愈。全室人为之落泪，可悲，可叹，可敬。
原学院党委书记李某的老伴因丈夫被关押批斗，忧愁恐惧，突患三叉神经痛，发作时疼痛难忍，甚至以头撞墙，不少哈市知名医生担心牵连其中，不敢为其诊治。当时先生被关押批斗刚刚释放回家，李某之女到家中哭诉。先生说：“不怕，我去，我是医生，无论何人何时有病，治病救人都是医生的职责，大不了再给我关进黑帮室。”经过他的悉心诊治，病人逐渐康复。半年后，李书记释放回家，得知此事后老泪纵横，登门致谢。后来李书记又送来许多礼物再表谢意，先生却坚辞不收，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为尊夫人诊病，只是尽医生的职责，完全没有一点施恩图报的想法，今日我们也可算是患难之交了，更用不着这些俗礼。”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汉起教授，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文革时期，亦遭受冲击，后患重病住进哈尔滨市某大医院高干病房，经西医会诊治疗无效，病情日渐加重，时发昏迷，已进行数次抢救。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家属惶惶无计，哭成一团。先生的次女华世珍系哈师大历史系高材生，学生时代即屡受曹汉起教授指导，获益匪浅。恩师病危，世珍哭请父亲为之诊病。先生不避猜忌（当时中西医对立情况比较严重），前去救治，见患者昏迷呕吐，不能进食，每日仅能进少量清水，而且十余日不大便，乃开以攻下之药，嘱家属将两剂同煎，其索水即与之药汤，以药代水也。历时一日，患者将药汤服之近半，自夜半开始，腹中雷鸣，腹痛连连，泻下干黑硬屎数块，后越便越多，大便转溏，满房恶臭。次日醒来，患者精神大振，连呼饥饿，一顿竟食却烧鸡少半只。先生嘱其不可操之过急，当以清淡之物为主，以原药继服，后又换方调养。三日后曹教授出院回家，该院医生闻之，纷纷向其索要药方。曹氏告知先生，先生笑道：“但给药方无妨，中医看病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非死守一方一药也。”曹汉起病愈，其胞弟曹汉文（笔名端木蕻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法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亲自登门拜访，感谢先生救兄之恩。后来先生逝世，端木蕻良在北京挥泪写下挽联，派专人从北京送到哈尔滨以示悼念。
四、教坛耕耘，诲人不倦
1959年，黑龙江中医学院成立，拉开了黑龙江省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序幕。但当时这所新创办的学校面临师资力量严重匮乏的窘境，举步维艰。于是，相关部门组织在全省寻访各地名医大师任教，华廷芳以在齐齐哈尔地区的赫赫医名，最先进入了“挖角”名单。先生深知这是为中医药事业培育未来之举，利在千秋，遂毅然放下自己在齐市如日中天的诊疗事业和声名，奉调来到哈尔滨市工作。
先生来到学校任教后，先后承担过四大经典、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学史、中医基础、诊断以及临床各科等十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后在伤寒教研室任主任。他既能临床医疗，又能讲课，而且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如此成绩在当时的中医队伍里屈指可数。因此，当时先生级别、工资均为全院最高，后又被评上学院首批高级职称。
学院成立初期条件艰苦，师资力量薄弱，先生顾全大局，经常一学期同时承担两个学科的教学工作，保证了许多重要课程教学的顺利进行。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由于中医功底深厚，临证经验丰富，他常常能在紧要关头成为“救火队员”，顶上一些没有人能上的课。一次一名其他学科的教师临时请假，没有能担任其课程的教师，先生得知后，马上拿起粉笔到课堂接着上次课的内容讲课。由于他实践经验丰富，讲课旁征博引，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学生听课后反应强烈，当面恳请先生为他们授课，后来又向学校申请由华廷芳讲课。先生闻之深受感动，教学热情更加高涨，虽然自己身体不好，但每次都是兢兢业业，认真备课，常为准备好一堂课而深夜不眠。他常说：“一定要为学生上好每一堂课。”
每逢先生上课之时，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连过道也站满了人，其在学生中受欢迎之程度可见一斑。可笑的是，文革之时，他的“罪名”之一 “霸占讲台”即据此而发。先生自己对此曾笑言：“当时上讲台，纯属是‘消防队员’去救火，既没备课时间，也无任何好处（当时根本没有课时费），讲台也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讲课谁讲累谁，傻子才会霸占它呢。”
十年动乱，先生身心备受摧残，旧病复发，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由于身体极其虚弱，他再也无法忘我地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了，仅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指导研究生、培养中医高级人才方面。先生指导学生精研理论，解难答疑，提高临床能力，撰写高水平论文，将平生所学悉数传授给学生，毫无保留。华廷芳先生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刘华生、王历、张友堂、吴文刚、金东明、等现均已成为国内各自学术领域的栋梁之才。
因先生为学严谨，教导有方，其他十几位硕士研究生也纷纷来家中向先生请益。先生对这些学生也是一视同仁，从不狭隘保守。先生知识全面，对于各位学生所提不同学科的各种问题，有问必答，引经据典，问一答十。许多学生们总是很早就带着问题前来，常常直到夜深担心影响先生休息，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五、严谨治学，文以载道
华廷芳从医长达半个多世纪，治病无数。其治学严谨，认真负责，有案必录，有验必书，现保存下来的教案有三十四册，达二百万字，内容丰富，字迹工整；保存下来的病情记录有九十册，病例上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资料。先生晚年即以此为主要资料，从中精挑细选出记录完整、疗效显著之病案，再亲自加以按语，写成个人力作《华廷芳医案选》，于1980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再版，向国内外发行。此书问世后，传至东南亚、欧美等国，因书中载有多种难治性疾病之诊疗心得，当年引起一时轰动，国内外患者纷纷慕名求诊。
先生勤学不辍，对《伤寒论》研究致力尤深，并旁收博览历代名家之著，如《内经》、《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临证指南医案》、《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徐灵胎医学十三种》、《沈氏尊生书》、《傅青主女科》、《医林改错》、《验方新编》、《千金翼方》、《皇汉医学全书》、《外台秘要》、《素问灵枢合注》、《良朋汇集》等。其中他尤其喜读《医宗金鉴》，认为该书收罗宏富，条理明晰，论证处方，颇切实际。
先生勤于笔耕，每有心得，即著文发表。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先后在国内期刊杂志发表“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漏的辨证论治”、“对伤寒论阳旦证的探讨”、“对伤寒论衄血的一点认识”、“24例大咯血临床观察”、“再论阳旦证”、“中医对水肿病的临床观察”、“中药治愈荨麻疹验方介绍”、“论桂枝汤”、“三承气汤证之比较”、“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中药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等论文数十篇，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同道的重视。1981年，原上海中医学院院长黄文东主编的《中国现代医学家丛书·中国现代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一书，将先生宝贵经验收入，先生也是东北三省中医界唯一入选此书的名老中医。
先生长期执教伤寒，对《伤寒论》研究甚深。其非常强调要认真领会原书条文的实质，并将相类原文条分缕析，同中求异，异中存同，这样方能成竹在胸，取验于临床。先生对《伤寒论》处方的运用，主张既不随意改动，又不拘泥古人。其言：“合乎经方之病，即以原方与之，不必妄行加减，反减疗效；病与原方有出入者，以经方为基础，略行加减，亦可达到疗效。”他一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经过长期酝酿，反复斟酌，晚年不辞辛苦，带病撰写《伤寒释疑》一书，计划完成五十万字，以为毕生研究《伤寒论》之总结。然岁月无情，先生因为长期带病劳累，于1985年1月26日13时30分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其大作《伤寒释疑》仅完成不足十万字，实为中医界之重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先生逝世后，中共黑龙江省省委书记王一伦等各级领导、师生代表以及卫生界朋友，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来送别这位淡泊名利、精于医道的老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个历代中医人传为良训的典故，正是华廷芳先生一生的最佳写照。他用一生心血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救人无数，著述颇丰，不仅足堪告慰祖辈、无愧此生，更在龙江医派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深印迹，可谓龙江医派时空一颗闪耀的巨星，令后人景仰。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法家端木蕻良送先生挽联所书：“已步时珍苏紫塞，常留金匮注丹溪，廷芳大医千古。”中医界不会忘记这位龙江医派的杰出代表，不会忘记这位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其治学之精神、做人之态度将永远激励后学在大医之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