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指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由日本侵略者在当时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境内所建立的傀儡政权存续阶段。在此十四年间，以高仲山为代表的龙江中医家以其远见灼识创办学会、编发刊物，以哈尔滨为根据地为龙江医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伪满时期堪称龙江医派的肇源时期。那么，为何这一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黑龙江历史上的屈辱一页会成为龙江医派诞生的摇篮呢？这与黑龙江地区历史、民国中医存废之争，以及伪满政权对中医的态度密不可分。
一、地区历史因素
黑龙江流域地处偏远，气候寒冷，明清以前中原汉人少有涉足，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满人入关后又以保护“龙脉”为由对汉人加以封锁，因此长久以来，中医中药未能顺利传入。直至清顺治年间，清廷发配至宁古塔（今宁安）及卜奎（今齐齐哈尔）的流人中有通晓医术之人，在当地进行了一些医疗活动，中医中药才逐渐传入龙江大地。因此，中医药在此缺乏民众根基，学术及文化基础极为薄弱，中医不仅在数量上极为匮乏，在质量上也良莠不齐，群体中常有些不学无术、故弄玄虚，甚至勒索病患之徒，更使此地的中医药事业雪上加霜。
而二十世纪开端，铁路的修建带来大批俄国人在哈经商定居,随移民而来的西医首先占据了此处的医疗阵地。1900年,沙皇俄国在哈尔滨建立了中东铁路中央病院，并相继建立了德俄医院、郭鲁别夫医院、林德儿医院、郭震别克医院等。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在铁路沿线设立了一些医院，以为满铁职员服务。当时政权所建立的医院及对医院的投入更有利于西医在哈尔滨发展,铺天盖地的西医院及诊所使当地居民对西医的认知和情感较之对中医更为深厚。据《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月刊》中固广所撰《哈尔滨汉医药界之回顾》记载：“哈尔滨开关较晚，且为旧俄所经营，以致人民迷恋欧风，一有病痛，辄延西医诊治，并不计及习惯秉赋是否与西人相同。即有死亡，亦自认为系不治之症而不悔。”足见西医在哈尔滨百姓心中的地位，中西医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极度失衡。
尽管外国移民的侵占压制了中医药在哈尔滨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外国列强的垂涎在某些方面也给此地中医发展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
哈尔滨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时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也是当时东北最早具有开放意识、最先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城市。1907—1943年，先后有20个国家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伪满建立前，哈市有各种侨民团体组织32个，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资本家到此经商办企业。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包括欧洲所有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阿富汗等国的几十万人涌进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以沙俄为首，日、法、美、意、英等列强盘踞的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国际城市。
在这种开放多元的社会与文化氛围下，民众不排斥任何新生及外来事物，这不仅使西洋医学在哈市大行其道，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外埠医家悬壶于此。如龙江医派的奠基人高仲山，1931年从上海中国医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即不远千里北上至此，以沪上之新风新法振兴龙江中医药；龙江医派的中西汇通大家黎雨民，早年就读于天津西医院校，后迁至哈尔滨，以其扎实的西医功底和精深的中医学识为龙江医派中西汇通工作不遗余力。正是这些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兼通中西医学理的先进医学家为伪满时期的龙江中医家带来了一股清新思潮，使他们不再囿于中西文化间的藩篱，转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思考如何在中西医学间采长补短，游刃有余。如延寿汉医研究分会会长罗敏之在《滨江省汉医学月刊》中号召中医学习西医学理：“吾所谓应读之书，如解剖学，可以知人体机构之名称及部位；如生理学，可以知人体脏腑及各器官之生活作用；如病理学，可以知疾病之起因及种种病变。此乃基本医学，不可不参阅之。”主张中西医学对比互参，择其善者而从之：“比如旧说左肝右肺，肝肺之叶数，皆与现代之实验生理学不同，所以不能不改善之。”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理事孙希泰堪称中医学西的典范，他早年师承于陈士奎、王仙舟等吉林名医，经九年学习尽得诸师真传，以中医药辨证诊治屡起沉疴。来到哈市后，在西学盛行的风气及诸位同仁的影响下，他积极补充西医知识，在《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月刊》及《滨江省汉医学月刊》中发表多篇中西医学相参的文章，其对脑脊髓膜炎的见解以及在《肺病与麻黄》中对麻黄功用的阐述均展现了其对中西医关系的准确理解和将两种知识体系科学结合的能力。
二、民国中医存废之争激发自救热情
民国时期，西医学迅速传入华夏大地，由于大部分中医对于近代之生理、卫生、解剖等基础医学及传染病的预防、消毒等常识并不熟知，且多不似西医出身正规医学院校，未免有玉石混淆之嫌，故常被西医蔑视，被反对者封以“非科学之迷信谬说”而加以攻击。尤其是1929年中华民国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虽在全国中医的一致反对下未能成功，但西医对中医的压制却变本加利，而政府亦对中医冷眼漠视。如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西医条例”，对药剂师、看护妇、产婆亦制定相应法律，对中医却放任不管。为求得中医与西医同等待遇，在中医维权人士的不懈努下，民国立法院于1933年通过了“中医条例”及“附设中医研究”二法，却遭西医全力压迫而未能公布。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冯玉章率各省市及海外中医代表提出的“提议政府对中医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得以通过，同时通过了以下几则议案：一、将立法院通过的“中医条例”立即公布并实施；二、政府卫生行政机关须招聘中医；三、设立国医学校。但仅第一条于1936年得以实施，其他二条件未能施行。
这场风波带给龙江中医不小的冲击。他们一方面因朝不保夕的生计和社会地位深深忧虑，对国民政府的歧视颇感委屈。如罗敏之在《滨江省汉医学月刊》中撰文《汉医宜在学业上加功夫在经验上求实用》：“满洲建国以来，对于汉医，亦可说是优遇，立汉医法，颁认许证，通令立会，俾其研究。据此点观察，国家尚有保存汉医之意义。”此语表面是对伪满政府举措的肯定，实质上却反映了龙江中医家对一直以来没有政策法规保护的不满、对此前国民政府举措的失望，以及担心政府废除中医的惶惶恐惧之感。另一方面，龙江医家将西医对中医压力转变为自身完善、前进的动力，纷纷检视自身不足，迸发出改革上进的热情。如哈市道外世一堂药店执事人之一李子久在《滨江省汉医学月刊》中撰文《哈尔滨满人药学研究会之分立并向汉医界进一言》，提出了数条规范和改进滨江中药商业的建议，言辞肯切，至情至理；特约撰述员王明五也对整理医籍、学习生理学、摒弃陋习、注重传承等方面提出建议；罗敏之云：“为汉医者，亦不可自以为谋生有术，温饱无虞，尤得自肃自励。必博览群书，以求医识之向上。”可见业内人士对当时中医各种弊端的认真思索。
三、伪满政府的影响
日本与中医其实渊源颇深。南北朝时期(公元500年前后)中医被正式引进日本，称为“汉方医”或“汉医”。此后，日本汉医对中医学的热情及所取得的成就不亚于当时中国本土学者。如镰仓时代，僧医梶原性全参考《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并类聚宋代医书而编撰《顿医抄》和《万安方》；室町时代前期,僧医有邻编撰《福田方》；僧医月湖编撰《类证辨异全九集》、《济阴方》；后世派以《黄帝内经》为基础,以李杲、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博取各家之长，在临床诊疗中注重辨证论治,提出简明切要的临证诊疗原则和方法，在医书编撰方面深入浅出,积极促进中国医学“日本化”。直至18世纪中期，汉医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
19世纪末，随着欧洲文化的传入，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汉医存废之争。明治维新中，明治政府决定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终于在1906年基本达到这一目的。但此后，西医在日本的发展应用也并不顺利。在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后，日本医学界认识到汉医仍有可取之处，尤其是中草药的神奇作用更让日本医学界再次开始了汉医汉药研究。如汤本求真由西医转为汉医，并著传世巨著《临床汉方医学解说》、《皇汉医学》；1926年4月，东京大学教授朝比泰奈彦在第七次日本医学会学术大会上发表以“和汉生药研究”为题的报告，对当时“认为所有药品都用化学方法提取后使用是最理想的”的认识提出异议，基于汉方药的作用特点和优越之处提出应该立足于综合的思想开展汉方医学及和汉药研究。对于国民政府对中医的不公待遇，伪满时期的日本学者也报以同情，如日本帝国女子医学药学专门学校教授清水藤太郎在《中国中部之汉方医》中记述了身患霍乱后被中医诊疗痊愈的亲身经历，文中透露出对中国中部中医诊疗水平、中医临床医案的先进理念及严密的抓药流程的赞赏，并对余云岫抨击中医的言辞颇感荒谬：“以中医缺乏基础医学或预防医学之素养，遂连类及之亦否定其治疗效果。”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医的态度比较和缓。因此日伪政府虽强制改称中医为“汉医”，以与其国内状况保持一致，并利于淡化我国国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却没有如国民政府一样企图立即废除中医。
同时，彼时汉医在日本国内尚未恢复合法地位，各汉医团体的请愿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日本政府对于是否复兴汉医处于犹豫两难的境地。而伪满洲国在日本政府的侵略计划中具有试验田的功能。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十分谨慎地将很多不能确定是否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创新措施暂时搁置。占领中国东北后，侵略者终于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和勇气，各种经济、教育、文化方面的新政策、新理念都被应用于伪满的相应领域。这一方面可麻痹伪满居民及国际社会，使其误以为日本侵略者真的带来了先进繁荣，进而巩固其在伪满的统治；另一方面可为日本国内提供真实可靠的试用经验，试验若失败，代价由伪满洲国负担，若成功，则立即应用于本国。因此，当日本国内对兴废汉医举棋不定时，自然就想到了在伪满洲国先行承认汉医的合法地位，进行“体外试验”。
基于以上原因，日伪政府在新京（现长春市）特别市立医院成立汉医科；1936年，由伪满国务院颁布《汉医法》，实施汉医考试，颁认许证，通令立会；1938年，哈尔滨汉药商与西药商共同组建了“哈尔滨满人药学研究会”，并于1939年由哈尔滨卫生责任当局组织哈市汉药从业人员进行了“哈尔滨满人药学研究会”改组，使汉药西药分立；1940年成立滨江省汉医会，各县旗设滨江省汉医会分会，省汉医会奉命于滨江省民生厅保健科，并将《月刊》定为滨江省汉医机关期刊；1941年在新京（长春）成立“满洲中央汉医会”，并在各级地方成立汉医学研究会，将政策主旨拟定为“是以采用汉方医学之长，补近代医学之短，故创建满洲医学，合于我国民及其环境之满洲医学，实为我国医学将来之目标”。
伪满政府对中西医公平对待的一系列举措使饱受国民政府欺压的龙江中医看到了一丝曙光，也颇受鼓舞。据固广所言：“迨我满洲建国后，哈尔滨汉医界骤呈活跃状态，人材辈出，如高香严、安子明、黎雨民、王伯陶、谭祉禛、高仲山、惠清士诸君均能出其所长，以为汉医界光。” 哈尔滨之汉药界当时有“世一堂、永德堂、志诚利、春和堂、和发祥、德庆益、锦和盛、德泰恒、好生堂诸家”。固广还号召同仁：“汉医汉药处此时代之中，欲求不受淘汰，必须自知振作。汉医于研究学术，不可以一得为己足，而浅尝辄止。汉药业于病家宜以忠识不欺为心，勿惜劳，勿贪利。如此，则汉医汉药方能有复兴之一日，方能不为被西法医先入为主之哈尔滨人士所唾弃。”因此，无论日伪政府的动机如何，其在伪满洲国实行的汉医政策实际上给了龙江中医家一丝喘息之机，也给中医药在此时期的发展保留了一些空间。
综上，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的先天不足在伪满以前得以充分暴露，刺激龙江中医人以卧薪尝胆、自强不息、勇于改革的气度与胆识相互学习、互通有无，省内各地医家团结在一起，形成了龙江医派的群体雏形。龙江医派诞生于伪满时期可以说是天、地、人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历史的必然。
